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民主化经历了一条极其曲折和艰辛的道路。本文所要探究的是民主的“世界潮流”（包括“另类民主”的“反潮流”）对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中国的内在因素中，对民主化进程产生主要影响的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还是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特定的当事人的选择。
一、中
心与边缘
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大多知道毛泽东《矛盾论》中的话：“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但在毛泽东随后主持写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又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在这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主要因素似乎又是外因――帝国主义列强了。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呢？出路是引进“世界体系论”，把“社会内部矛盾”的“社会”由中国扩展为世界，把内外之别变为中心与边缘之分。
“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中心观”
世界体系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他们没有使用这样的术语。世界体系理论的提出者沃勒斯坦，通常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一种是“世界经济体”。“有一个世界经济体已经存在了５００年而仍没有转变为一个世界帝国，这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６０～４６２页）资本主义原来只是“欧洲世界经济体”，但在五百年中已扩展成全球范围的、惟一的世界经济体。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国便逐渐地融入了这个世界经济体，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与冲突，也就成为世界体系的内部矛盾与冲突。
中心、边缘、半边缘首先都是指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世界经济体除了直接决定政治体的产生外，还影响着政治体的结构，经济体与政治体的结构在空间上是高度一致的。世界经济体中的中心国家率先建立了拥有强大国家机器的民族国家，成为政治体的中心；经济体中的边缘地区在经济边缘化的同时，在政治体中也沦为边缘。与经济两极化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中心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出现了弱国。中国在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后，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都沦落到边缘或半边缘的境地。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体框架下，将内因、外因统一起来，强调二者的共生关系，内因、外因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成为体系内的因素，自然而然地融为“内外因结合的动力论”或“体系动力论”。正如吉登斯所说：“已开始被称为‘世界体系研究’（特别与沃勒斯坦的著作有关）的一个主要诱人之处，就在于这些研究特别反对所有的内发模式论”，“因为发达国家和依附国家都是全球性的，……它们的发展途径应根据作为一种整体性现象的世界经济发展动态来解释”（转引自安然：《论沃勒斯坦的现代化思想》）费正清“冲击－反应”（ｉｍｐａｃ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说的提出要早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但在理论上能够很好地与后者相契合。费正清在其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中，首先介绍了中国的地理、文化、历史和政治传统，认为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之后，事实上已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而十九世纪西方的海上入侵则是对这个庞大文明体的有力冲击，通过对这种冲击的反应，一部中国近代史才变成了世界历史的有机部分。
费正清的学生柯文认为其师的学说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并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中国中心观”。他认为：“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７３～１７４页）
柯文所说的“中国中心观”是指研究中国历史的“一组趋向”，包括以下四种特征：?１?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２?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３?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４?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和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第１６５页）这些研究取向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或者社会史无疑是富于启发性的，尤其是“如果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社会的下层，或放在中国局部地区，或放在十九世纪（此时西方初来中国，尚未渗透到中国生活中去）”。但是，“中国中心观”并不适合于研究中国民主发展史、中国科学发展史或者中国现代学术史，因为“当我们研究的重点放在上层社会（不仅包括诸如外交一类的中央政府活动，还包括具有全国声望的文化思想界的上层人物）或放在比较广泛的地区（特别是沿海或包括重要中心城市的地区），或集中在二十世纪时，则引起变化的外来决定因素就很可能显得远为突出”。（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并非可以涵盖所有的领域。在近现代的中国金融业中，存在着明显的“中心与边缘”化，中国传统钱庄因为西方银行的进入而没落衰亡；而在餐饮业中，传统中餐却没有因为西餐的进入就沦为边缘，反而走向了世界；而中国的戏曲则一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甚至在国内也没有形成一个中心。就民主在中国的发展而言，“中心与边缘”说是比“中国中心观”更值得借鉴的研究模式。
中国的边缘化
柯文说他“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Ｓｉ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１７４页）而中国中心主义或者说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正是十九世纪以前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中国作为东亚范围内的原生国家，与朝鲜、日本、琉球和越南等周边的次生国家共同形成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即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与此相关的华夷秩序理念。朝贡的前提，是朝贡国接受中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等等之机去中国朝见；是以举行围绕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各种活动，作为维系其与中国的关系的基本方式。滨下武志归纳了朝贡秩序的三个特点：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对于朝贡国来说，意味着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成为朝贡国，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的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０～４０页；另参见孙歌：《亚洲论述与我们的两难之境》，载《读书》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是介于沃勒斯坦所说的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体之间的一种世界体系。一方面，中华帝国并不像波斯帝国或罗马帝国那样向附庸领地派出总督，实行直接治理，而是满足于一种名义上的宗主国－朝贡国关系；另一方面，虽然在朝贡体系的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长期存在着分工关系和贸易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稳定，时断时续。由于皇室力图垄断对外贸易，迫使民间贸易商变成了所谓的“海盗”、“倭寇”。朝廷不时下达的禁海令，造成了严重的历史性后果――限制了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限制了海外贸易、投资、移民的规模、广度和深度，致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在东南亚和印度洋贸易中后来居上，掌握了主导权。
在十几个世纪中，中国一直是东亚世界经济体的中心；但是进入十九世纪以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久已形成的分工关系和贸易关系被打破，中国自身也逐渐沦为西方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输入国和初级产品与白银的输出国，也就是说，成为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的边缘或半边缘。
蒋廷黼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７、２８页）１７９３年马戛尔尼使华故事，意味着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及其在东亚的统治地位提出了第一次严肃的挑战。以１８４２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为开端，中国与欧美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直到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清廷才被迫同意与西方国家交换常驻使节。１８６４年，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资助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出版了亨利・惠顿（Ｈｅｎｒｙ Ｗｈｅａｔｏｎ）于１８３６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一书，中文书名确定为《万国公法》。这标志着中国从“天下秩序”的中心国家沦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国家。
当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被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时，在思想和学术上不可能不受到触动。外来的“科学”很快便占据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中心位置，而传统的“中学”、“国学”则沦为边缘。
张之洞虽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又主张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而在民族存亡之际显然要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世事”之上，即其所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１９０３年张之洞参与修订了新的《奏定学堂章程》，章程确定设立经学科、文学科、政法科、医科、格致科（理科）、农科、工科和商科等八个分科大学，完全取代了传统学术的“四部”体系。其中的经学科后来又并入了文科，使得中国的学术和教育体系显得比西方更加“科学”化，因为西方学术和教育体系中还保留着独立的神学学科。
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是建立在思想学术的基础之上。由于中国没有成熟的本土宗教体系作为精神文化的中轴，意识形态的“西化”比在其他文明古国更加迅速而彻底。任剑涛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切入中国文化语境的时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双双紊乱的时候，一方面传统的整合两种秩序的经典权威依托――儒家经典，显示出了全面的疲惫。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对于不同立场上的中国志士们发生了共同的吸引力。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不但是志士仁人们的志愿选择，甚至成为一种时尚。一流头脑的思想者与一流组织能力的社会活动家们，大都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或则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作品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被认为是转型中国的思想指引。（任剑涛：《经典、经典的替代及其条件――从儒家经典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关系切入》）
二、潮流与激波
一个世纪前，孙中山向国人大声疾呼：“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世纪后，江泽民在２００１年“七一讲话”中提出：“面对国内国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由此可见，认识和紧跟世界潮流，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念兹在兹、贯彻始终的一个中心思想。
反潮流与赶浪头
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潮流”，取决于错综复杂的众多因素。暴力和残忍性在历史上曾经是潮流的驱动力。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铁骑扼杀了欧亚大陆上许多文明的萌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宋代的政治文明，比元明清的专制主义更具有“现代性”。然而，“进步性”或者说“先进性”始终是世界潮流的基本属性。希腊成为古代文明的奇葩，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的惟一超级大国，都是与各自时代最活跃和最丰富的思想碰撞、学术争鸣、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可视为社会技术的创新）以及人才荟萃密切关联的。
世界潮流是激烈竞争的产物。因此，反潮流便是一种正常与合理的现象。没有反潮流，就不会有新潮流。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每一次反潮流都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潮流。反潮流可能升华为时代的新主流，也可能沦落为时代的逆流。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反潮流与新潮流均产生在中心地区或准中心地区。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学理上，边缘、半边缘地区的知识分子都容易倾向于中心、准中心地区反潮流的一方。狂飙运动时期的德国知识分子选择法国启蒙思想的“非正统派”代表卢梭，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
现代民主的世界潮流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一方面丰富了民主的内涵，一方面也使民主潮流出现了曲折与反复。美国内战前后，现代民主的思想体系与制度框架已经基本成型。此后一个多世纪中，曾出现过多次民主问题上的反潮流的新模式，但最终都没有成为历史的主流。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屡次“赶浪头”（醉心于德国模式、俄国模式和东亚模式），而没有从普世价值和基本学理上领会民主的精髓。
德国模式：国家主义与有机民主
如果把在英美法等国形成的“政治文明”模式概括为自由主义与宪政民主的话，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德国所选择的独树一帜的“政治文化”模式就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所谓的“有机民主”、“领袖民主”。
与崇尚个人权利和市民社会的英法自由主义相对峙，德国的保守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以国家主义为基调的政治意识形态。俾斯麦就把国家主义从政治学说变成了施政方针。这位“铁血宰相”领导普鲁士接连打赢了普丹、普奥和普法三场战争，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统一了德意志诸邦，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在威廉帝国时代，德国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获得所谓“阳光下的地盘”和世界强国地位。１８８８年威廉二世登基继承帝位，他怀着成为“世界主宰者”的野心，宣称要向“世界帝国”全速前进。一方面，他既眩惑于英国海洋上卓越的地位，又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大力推动建立一支能够与英国相匹敌的帝国远洋海军；另一方面，他资助和支持文人学者、团体协会、报刊杂志鼓吹民族扩张主义，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制造舆论。根据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当竞争中的一方采取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策略时，另一方如果坚持世界主义和和平主义，就是非理性的行为。这样到了十九世纪末，用帝国主义的生存竞争取代自由民主的“政治文明”就成为世界性的反潮流。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宪政运动是以德国为主要榜样的，而中国在世纪之交的变法、新政又是以日本为参考系，也就是间接地“以德为师”。因而，中国学习“西政”从源头上引进的就是国家主义而不是自由民主主义。中华民国成立后，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党章第一条即是：“取国家主义，建设求强善政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５０页）梁启超有时又把国家主义称为国权主义。“我中国今日固俨然共和矣。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夭阏。所患者，甚嚣尘上，钝国权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竞胜于外耳。故在今日，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
阿明・莫勒在其《德国保守主义革命：１９１８～１９３２》一书中，将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思想界的主流命名为“保守主义革命”。他认为，“保守主义革命”作为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精神思潮和文化运动，共由五个不同的派别组成，其中尤以“青年保守派”最能代表“保守主义革命”的精神实质。该派代表人物凡登布鲁克曾强调，“我们所谓的反启蒙，实际上就是要反对整个自由主义传统”。反对自由主义传统，主要是要批判其建立在自然法和契约论基础上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议会民主制。与此相应，“保守主义革命”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民主话语（有机民主），用以取代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解（代议民主）。他们认为，德国需要的不是这样一种建立在契约观念基础上的民主，而是一种有机民主。（曹卫东：《“保守主义革命”及其后果》）
“有机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所谓的“领袖民主”。在“保守主义革命”形成气候之前，晚年韦伯便表述过这方面的前驱性观点。由于对议会民主制的软弱感到失望，韦伯要求德国在“直接诉诸民意的”“领袖民主制”或“凯撒式民主制”与“无激情的职业政治家的统治”之间做出取舍。“领袖民主制最重要的类型――超凡魅力人物统治的正当性，便是蕴含在因为被统治者的意志而产生的、并且仅仅由于这种意志而得以存在的正当性的形式之中”，而在现实中提供这种类型的，是那些“古代的和现代人的革命独裁者”。（转引自冯克利：《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
所谓有机民主，其基础在于“种族归宿”，在于“血浓于水”的文化认同。因此，在德国的有机民主体制中，必须用“认同”代替“代表”。希特勒上台后便一手埋葬了议会民主制度。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日通过的党国合一法宣称：纳粹党是德国国家思想的代表，它不可分割地同国家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公法实体；党和国家的这种统一要由把国家的高级职务授予在党内承担高级职务的人的形式来保证；地方首脑要在党的领导人中进行挑选；党不仅应该提出和阐述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且应该通过不断的教育工作来创造一种一致的公众舆论，以便使德国人民变成一个能够创造出德国人的道德和英雄典范的共同体；所有的结社团体（包括职业性团体）都是党的一部分；德国的公民都可以加入党的组织，但公民权只给予属于德意志血统的人们；政治权力完全属于作为党的领袖的元首，而且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也集中在他的身上。（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第５１７页）纳粹体制的核心是所谓“领袖原则”。“这一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它将会逐渐培养出一批在今天这种不负责任的议会制度时代中根本不能想象的领袖人才。”（转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第２７６～２７７页）
德国的纳粹主义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都被视为取代议会民主制的政治新潮流。当时，不仅蒋介石嫡系的由黄埔军人组建的复兴社等“法东斯”（郭沫若语）团体将其奉为圭臬，一些曾留学英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在政治上转向，成为“新式独裁”的鼓吹者。１９３５年前后，思想上得到“法东斯主义”支撑，军事上得到德国顾问和装备支持的蒋介石曾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如果不是中日战争爆发以及随后的中德亲密关系破裂，左右翼极权主义在中国究竟谁主沉浮，尚在未定之数。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德国模式的走红，民主化国家从１９２０年的约３０个降到了１９４２年的１２个。（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序，第２页）
俄国模式：民粹主义与苏维埃民主
由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开创的俄国模式有两个理论源头，一个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本土的民粹主义。虽然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民粹主义的思潮，但正如别尔嘉耶夫指出的那样：“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七十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转引自樊星：《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流变――〈当代思想史〉片断》）从表面上看，苏维埃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而从精神气质和施政方针上说，民粹主义的底蕴更厚、渗透更深。
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有不少一致的地方。然而在以下两个重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市民社会”、“自由竞争的社会”）演进的实质，就是从“不独立”的、“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的人，演进为独立的个人，共产主义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个人自由充分实现的基础上；后者认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直接从前资本主义的村社进入到无阶级、无剥削的新共同体。前者认为，工人阶级政治使命的第一步是争得民主，并以民主的方式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后者则主张采用暗杀、恐怖活动等直接暴力方式颠覆政府，由职业革命家的密谋组织夺取权力。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民粹派最著名的领袖特卡乔夫曾说过大意如此的一段话：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少数人强迫大多数人接受前者所赐予的幸福。（秦晖：《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民粹主义并不十分在乎“众意”，只想着如何实现他们自己心目中的“众福”；在林肯确立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大目标中，他们抛开“民有”和“民治”，直奔“民享”。可以说，民粹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秦晖指出：１９０５年以前的俄国，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派形成了一种反对民粹派和专制主义的联盟，到１９０５年以后，一部分社民党“超民粹主义化”。最典型的代表是列宁，列宁基本上把１９０５年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来了个大颠倒。１９０５年以前，列宁认为村社民主是最虚伪的，西方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后来他又讲西方民主一钱不值，是“清谈馆”，而民粹派的那一套公社主张才是“民主革命的最高形式”；１９０５年以前列宁认为俄国最大的灾难是农村公社，１９０８年却不断地强调对公社的破坏是俄国最大的灾难。十月革命的“土地纲领”是取自社会革命党的，而当时布尔什维克批评社会革命党，说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俄国社民党的这一派走到了比社会革命党还要民粹主义的地步。（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秦晖与金雁进而指出，这种“超民粹主义”不仅具有一般民粹主义的色彩，而且具有强烈的“警察民粹主义”的气味。警察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Л・Α・吉霍米罗夫认为：西方政党政治“有害于人民群众本身的利益”，立宪制只是“资产阶级组织的工具”，它产生的代议制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所以“社会主义者”们甚至可以认为：“对于人民来说，在两害中间，专制的沙皇毕竟比立宪的沙皇要好些”，因为他可以使那些“贪婪的私有者”害怕。另一位著名的警察民粹主义者Г・Π・萨宗诺夫，则干脆连“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幌子都不要，赤裸裸地为沙皇捧场，认为沙皇专制比只能为“富人”效劳的议会政治，比抽象的、形式的因而是虚伪的西方式自由民主权利更加“公道”。（秦晖、金雁：《论“警察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新论之一》）因此，根据“警察民粹主义”和“超民粹主义”的逻辑，革命的结果就自然而然地导向以“为穷人服务”的红色沙皇取代“为富人效劳”的黑色沙皇。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这种转变，始于列宁、托洛茨基，完成于斯大林。托洛茨基与考茨基论战时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同于民主，共产党人不相信“民主的形而上学”及其人民政权、普选、个人自由的原则。各类“形式民主”机构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苏维埃政治制度不应当同它们相混淆。据普尔对《消息报》的研究，１９２０年之后，“民主”一词很少在该报的社论中使用，即使使用，也几乎总是作为消极的东西。“民主的”这个词常常被用来减轻“专政”一词的道德分量，譬如说“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参见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０３～３０５页）
１９３０年代前期，中共便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在根据地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从中国和德国的经验来看，在相对比较自由的舆论氛围中，“苏维埃民主”的魅力还比不上“有机民主”。虽然同是强调敌我意识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前者的主要敌人在国内，后者的主要敌人在国外，所划定的自己人圈子的大小不同。而前者的理论源头和指导中心均在国外。因此，在毛泽东取得党内领导权和中日矛盾激化后，中共便开始提倡“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今日中国，民粹主义风头仍健。晚年胡绳认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语言；而后来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可以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３期）他的文章引来了左派理论家的一片反对声。虽然毛泽东本人曾多次批评中共党内的民粹主义，但是左派理论家绝对不允许别人批评毛泽东的民粹主义。现在，“苏维埃民主”固然已经不好再提，但从那里派生出来的与“西方民主”相对立的所谓“新式民主”，仍然被不少人奉为宝贝。
东亚模式：威权主义与托管民主
标榜“有机民主”的德国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走入坟墓，纳粹主义的德国与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在战后进行了彻底的民主化改革，从现代化的歧途回归自由民主宪政的主流政治文明。标榜“苏维埃民主”的俄国模式在中苏分裂后从鼎盛走向衰败，１９６０年代后期全球性的左翼运动已经不再把“苏维埃民主”视为鹄的。１９６０年代以后先是日本接着是“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上的成绩，使东亚模式逐渐成型并突显出来。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之际，正是东亚模式顺风满帆之时。但是好景不长，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和台湾地区实现了民主转型，日本中断了自民党一党独大、垄断政坛的格局，使得“政治集权、经济开放”的架构走样变形，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东亚模式。进入１９９０年代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与美国的“新经济”拉开了距离；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震撼，“四小龙”在经济上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导致东亚模式昔日的耀眼光环逐渐黯淡。
从对现代化与政治文明主流的冲击力来说，东亚模式与德国模式、俄国模式不在一个档次上。后二者旨在替代主流模式，而前者只是被视为主流模式的一种变型；后二者在其发轫时均代表一种社会上的革新力量，而前者始终是庙堂之上的保守型话语，带有自我防御和辩护的味道，局限于“亚洲价值观”的地区性视野，从未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自居。东亚国家精英阶层在以西方为榜样，实现“赶超现代化”，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上具有高度共识，因此，他们所奉行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可以称为威权发展主义，或集权发展主义。（大野健一：《通向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和政府的作用――九十年代日本的主流发展观》，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索儒森把威权－专制的政权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威权的发展主义政权，第二类是威权的经济增长政权，而第三类是威权的精英致富政权。第一类政权主要是利用国家政策、集中手段以发展为最重要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东亚国家可归入此类。在这类政权下，固然缺乏政治民主，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保护也不够，但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并实行了比较广泛的社会福利。第二类政权主要是以军人官僚集团代表的国家政权、跨国资本的利益代表、以及本国私人资本之间组成的同盟来统治的发展中国家。该类政权可以有效地在一个时期内推动经济增长，但因政权的性质所决定，它不强调财富再分配和社会福利，因此大多数民众并不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最典型的代表是在军人政权时期的巴西。第三类政权本身既不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也不推行社会福利和财富再分配，它们的中心任务就是中饱精英统治阶级的私囊。这种政权大都是极端独裁专制的政体。在索儒森看来，这是发展中国家中最糟糕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组合。其代表是马科斯政权下的菲律宾或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转引自朱毓朝：《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一个发展理论的悖论谈起》）根据索儒森的分类，威权发展主义是三类威权主义中较好的一类，本文以下所说的威权主义均指威权发展主义。它有下列的一些特征：经济优先，政府主导，专家治国。
刘军宁认为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区别在于，极权主义不承认并拒绝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原则，如自由的市场经济、共和政体、军队中立、代议政府、分权制衡、多党政治和公民广泛的经济政治权利；威权主义尽管用种种理由拒绝实施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原理中有关民主、人权的内容，在口头上却承认这种政治经济原理的正当性。（刘军宁：《儒教自由主义的趋向――东亚模式与中国大陆》）但是也有例外。苏加诺就公开宣布西方民主制不适合印尼的国情，而转向所谓“有领导的民主”。吴作栋表示新加坡要建设“托管式民主”，而非西方的“社会契约式民主”。（参见张蕴岭主编：《亚洲现代化透视》，第２２９、３２４页）他说：“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从来就不是由民意调查或人民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在执行正确的长期政策时，有时难免会收到‘良药苦口’的反应。但是，正因为新加坡采取了这种‘托管式民主’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虽不讨好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政策。”（转引自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第３９６页）
“托管民主”也可以称为“监护民主”、“父爱民主”、“威权民主”。（参见董正华等：《透视东亚“奇迹”》，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４３页）总之，就是视民众为没有足够理性和自治能力的政治未成年人，需要在监护人或家长的指导下行使自己的权利；国家的大政方针则必须托付给“官产学”的精英们去决定。
“托管民主”和威权的发展主义能够收效于一个时期的奥秘就在于：在“赶超现代化”阶段，由于“先发”国家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了充分的试验，已经摸索出相对成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经验，“后发”国家的精英只要具有“学习能力”，就不会在政策上出大错。而一旦东亚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面临没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仅靠学习就不够了。大野健一指出：集权发展主义在东亚是短暂的政治框架，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内在和外在的变化会逐渐侵蚀这个体系。在已实现高收入和工业化的日本，集权发展主义的残余现己成为进步发展的阻碍。（大野健一：《通向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和政府的作用――九十年代日本的主流发展观》）韩国前脚刚一跨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经合组织，后脚就遇到了东亚金融危机。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面临着确定新的发展方向的紧迫问题。早在１９７８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就已经对新加坡的体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１９９２年２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正式提出要以新加坡为榜样，“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８页）于是，借鉴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就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１９８０年后期起，就有学者鼓吹以中国式“托管民主”为理想目标的“新权威主义”，当时遭到知识界大多数人的抵制与批判。进入１９９０年代后，“新权威主义”演变为“新保守主义”、“新威权主义”。
由于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在“华夷秩序”中“天朝上国”的感觉，因而很难满足于扮演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边缘角色，哪怕是在一个暂时性的历史过渡时期；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屡屡在“赶浪头”中误入歧途，错失了发展的机遇，但依然痴心不改地企盼着创造“另类民主”、“另类现代化”的奇迹。是融入世界民主化的主流，还是另辟“中国民主”的蹊径，这仍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时势与传统
上一节主要从“世界体系论”的视角讨论了民主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包括“反潮流”）及其“中国化”的问题，本节则侧重从“中国中心观”来考察政治民主化是如何在特定情境下发生畸变的。
民主核心话语的倾斜
笔者曾指出，清末民初中国思想运动的精髓可以仿照现在流行的句式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便是进化论，两个基本点便是围绕严复《群己权界论》书名中点明的“群”与“己”所展开的理论探讨。（何家栋：《人权与族权的差异――什么是民族主义的真精神？》，载《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８年第３期）或者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对“国权与民权”的关怀。（参见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梁启超在五四运动后说，这一运动体现了国民在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论概论》）国权要争独立自主，民权（人权）要争自由平等，这是广义民主思想体系中的两大核心话语。
梁启超在总结从公车上书到五四运动的政治运动时指出：“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因为“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危险程度较小，多数人乐得附和。”但是，“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绝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像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外交与内政》）“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移到内政方面。”（《外交与内政》）然而，此后一再发生的国民运动如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仍旧是易于发动的对外运动，真正如梁启超所设想的――对内而非对外，对事而非对人，针对根本全局问题而非枝叶局部问题，建设将来而非补救既往，旨在争取作为其他政治运动前提的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的国民运动，迟至六七十年以后才得以发生。
究竟是对内的国民运动抑或对外的国民运动，主要还是取决于刺激其发生的时局、困境与国民情感，而不是少数鼓吹者和发动者的主观意愿。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是对内的国民运动的动因；民族矛盾与国家间冲突，是对外的国民运动的动因。英国革命期间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因而国民运动主要表现在争取社会平等与政治权利上；法国革命遭遇到欧洲各国王室的联合围剿，因而表现出较多的民族主义色彩，并且愈来愈趋向于激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１８９５至１９４５年间，民族矛盾压倒了阶级矛盾，因而对外的国民运动屡屡发生，对内的国民运动难得一见，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时势使然也。
晚年孙中山说：“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身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将行动自由，便是强盛国家。再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己”。（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３３页）毛泽东在１９３６年会见斯诺时谈到了他理解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７４～３７５页）他们赞成以个人自由与社会平等作为牺牲，都是为了优先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
认为革命可以一举解决国权与人权两大课题，是当时中国“进步青年”的普遍信念。然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革命可以达到民族独立的目标，却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自由民主的目标。因为革命的价值准则和制度安排与民主的价值准则和制度安排是不相容的。
“中国中心观”视角下的传统与变局
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即是其多元性与多变性，因此，把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儒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相提并论，本身就是很勉强的。中国自宋朝以来，形成了两个重要的传统，其一，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阶层主持朝政，并以文官统驭武官；其二，中央集权力量压倒了地方割据力量，皇权专制主义得以巩固。但是到了晚清，主要由于内部因素的演化，上述的传统发生断裂，文士与文官的势力以及中央集权的力量大大地削弱了。因此，对于中国民主化进程发生现实影响的，与其说是长期以来的传统，不如说是晚近出现的变局。
在晚清出现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传统出现了全面性的断裂。“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结构发生动摇，特别是“士”与“商”的位置发生了极大变化。取消科举考试后，人文知识分子与仕途脱离了关系。五四运动以后平民主义盛行，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化，他们又逐渐与企业界与学界的主流（以胡适为代表）划清了界限，成为所谓的“文化人”。“文化人”思想与论说的主要对象是其他“文化人”和学生等社会边缘群体，对于社会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影响相当有限。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选择决定了中国民主化的命运。从民国初年到１９４９年，中央政权和大部分地方政权都掌握在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刘湘、李宗仁、陈诚等“知识技术型”军官手中。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内战和外战连绵不断的情况下，“枪杆子”始终比“笔杆子”更有发言权。
当“知识技术型”军官主要向日本人学习现代军事时，他们就推动中国政治实行（以“德国模式”为母本的）“日本模式”；当“知识技术型”军官在俄国人出钱出人开办的黄埔军校接受军事教育时，他们就赞成“联俄联共”；当“知识技术型”军官在德国军事顾问指导下采用德国军事装备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倒向法西斯主义。军人集团在“工农商学兵”的新社会结构中处于中枢位置，致使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功能受制于军事权威和军人社群的影响。显然，社会军事化会严重干扰乃至取代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从世界历史来看，统一的目标对于民主的目标很容易产生负面影响。在英国和法国，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先于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进程，因而前者没有对后者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德国和日本，国家统一和建立中央集权政府是与宪政民主化同步的，出于前者的需要，两国都建立了独立于立宪政府的军部，从而导致了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
中国的民主化刚刚起步，就接连遭遇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在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４２年间的第一次回潮和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７５年间的第二次回潮。（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１１～２６页）从本土社会的结构性因素来说，民主化进程又与权力从文人转向武人、从中央转向地方的千年一遇的变化重叠在一起。从最积极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知识阶层的思想层面来说，急功近利的“救亡”意识压倒了追根溯源的“启蒙”意识。这些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国的民主化步履蹒跚，甚至一度走入了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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